京津冀文学高峰对话,15位文学名家畅谈新乡土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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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24-06-30 16:25:04

【津云(2024年06月24日)】

      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河北大学、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办,北京作家协会、天津市作家协会支持的2024莲池文学周,正在火热进行中。作为2024莲池文学周的核心活动,京津冀文学高峰对话,邀请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等15位著名作家、学者,从文学创作和批评研究的双重视野出发,以“新乡土书写的内容与形式创新”为主题,展开对话交流。


李敬泽指出,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反反复复在思考:相不相信乡村有作为主体走向现代化的可能,相不相信由中国乡村能开辟一种独特的现代道路。他表示,不可低估乡村中可能蕴含的现代性,历史经验和乡村振兴的实践,可以说明乡村其实具有充分的现代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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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表示非常有共鸣:曾经的书写者通过悲悯、同情、拯救的心态,完成了一系列对乡村的书写。到了现代生活方式无远弗届的今天,乡村是否还有它的主体性,是写作者们必须考虑的命题,这也决定了新乡土书写到底能够激发多少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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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乡土经验的表达,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学书写之中非常重要的主题,从鲁迅开始,一代代的作家都在探索,如何表达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土经验。诗人、学者吕约认为,所谓的乡土书写实际上完全是现代概念,就好像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其实是从城市化、现代化的视角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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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对吕约的观点表示认同,他指出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四大名著,其兴趣都不在乡村,“当乡村进入文学书写的时候,乡村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乡村,传统的生产秩序和伦理开始解构。”阿来说,自己写得最费劲的书是《机村史诗》,他发现故事写到上世纪90年代末时就很难往下写,因为当时的乡村再度发生了一轮巨变,已经很难进行标准的乡土写作,必须根据新的生产关系、新的技术背景来重新认知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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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乡结合部到城乡共同体,我觉得这是近几十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认为,这几十年来城乡正在走向一体化,新时代的乡土书写者,应该拥有更广阔的洞察力和更自由的想象力,让乡土书写代表性作家路遥在早期提出的城乡结合部,真正走向中华民族的城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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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何平提及,保定是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重要节点,“从孙犁的荷花淀派到梁斌《红旗谱》的写作,再到铁凝的《哦!香雪》和莫言的小说处女作,都与保定相关,今天大家在保定讨论新乡土书写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何平还指出,最早写乡土小说的都是青年,年纪最大的鲁迅当时也不到40岁。所以新乡土书写要关注的不只是现代乡村的变化,还有新一代知识分子是否在乎乡村、如何看待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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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分享了西方哲学如何看待人和大地的关系。从古至今,大地的征用和大地的探索是人类的使命,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获得进步和解放的必要途径。汪民安认为,当我们尝试思考或表达某种社会文化命题时,也应当往深处看到我们所扎根的大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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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曾当过村长,他对农村发展变化感触尤其深,“新农民的生活变化很大,农业的发展也极其迅速。现在的新农民对市场深度敏感,经常坐着飞机飞来飞去,而不是过去只能扛着锄头下地。”关仁山表示,文学是写人的,要想写好新乡土文学,就要了解新农民是什么样子的,“新农民的形象在等待我们记录,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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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关主席都是写乡村小说起家的,乡村一直都在我们的创作意识深处。”在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尹学芸看来,乡村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密切的,“就像我的小说《蓝芬姐》里写的那样,在乡村,你可以随便走到一户人家里去闲聊,他家儿子在做什么,他家媳妇是什么性格,你都能烂熟于心,这是乡村才有的特质。很多故事就由此而来,我的很多小说都是这样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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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胡学文从“新乡土的生长性”“新村民的精神特质”“乡土文学的永恒性”三个维度进行了分享,“新乡土写作也好,新城市文学也好,我为什么要写,读者为什么要看,这是写作者最应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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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楚从先锋小说谈起,认为其中既有城市书写,又有乡村书写,“尤其是苏童、余华他们的乡村叙事,成为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闪亮标识。”谈到当下的乡村,他注意到有不少厌倦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重新回归乡村,养猪、养鸭,以一种新的精神面貌和姿态,改写了乡村的精神样貌,他认为这些变化都是小说家可以审视和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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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愿意理解和相信的是怎样的乡村?它和真实的乡村有哪些差距?新乡土书写如何保证是真正的新?新乡土创作的动力和阻力从何而来?”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浩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他从自己的创作出发对新乡土写作提出了一连串的追问,为现场听众开拓了新的思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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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对话嘉宾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乡土书写的代表性作家路遥和高晓声。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以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为例,指出有天赋的作家可以让乡土和农民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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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副主编来颖燕认为,无论是生活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们当下都面临着寻找归属地的问题,因此新乡土写作应当要看到个体和时代之间的牵连。只有具备了这种双重视野,才能开拓新乡土创作的多元维度,写出城市和乡土互相感染和互相修正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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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城市生活了30多年,在乡村只生活了14年,但我的散文和小说写的几乎都是乡村生活,因为乡村留给我的记忆太深刻了。”四川省作协主席团委员杜阳林表示,高晓声和路遥等前辈都写出了自己乡土的时代感,而在当下的新乡土写作,如何赋予主人公以时代形象,这也是他在持续探索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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