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2024年06月23日）】

     2024年6月22日，“黄河边的时空对话——李敬泽行走之书《上河记》分享会”在河北大学举办，本次分享会也是“2024莲池文学周”的其中一场重要活动。黄河之畔，文化的河流奔腾不息，汇聚成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本次活动邀请到了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敬泽携手著名作家阿来，评论家郜元宝，学者、诗人吕约，出版人曹元勇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带领读者随着《上河记》的脚步，感受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与色彩斑斓。

 2000年的某天，作为“走马黄河”考察团的作家之一，李敬泽展开文化考察，从甘肃至山西，四个月的脚印串起了一段文化探索的传奇。19年后，借“吕梁文学季”，李敬泽再次站在黄河岸旁，心潮澎湃：“黄河使我有了几十个富饶丰满的日子：喧闹、沉静、鲜艳、晦暗、快乐、沮丧、放浪、庄重。它们在此前此后的日子里闪闪发光，我乐于回忆它们，从中选出十几个日子在电脑上重新过一遍。” 于是，《上河记》诞生，15篇心血之作，每一篇都是情感与记忆的深刻烙印，配以实地拍摄的珍贵照片、亲手绘制的地图与古迹草图，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跃然纸上。

“我的生命之书”

      关于母亲河，写作者有说不尽的话。写黄河的作品数不胜数，曹元勇认为《上河记》是其中最特殊的作品之一，“我读《上河记》的时候发现里面有文学、历史、考古和地方志等非常博杂的要素，它更为贴近我们的生活，李敬泽的散文中充斥着关于文化的思考和历史的穿越。”

在李敬泽眼中，“行走”是灵魂的释放，是对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我想，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去往你未曾去过的地方，你得见见山川、世面，会一会陌生的人。”他在《上河记》的序言中如此说道。分享会中，李敬泽回忆起了自己和黄河的故事，他一直在焦虑，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对中国所知甚少，身体没有真正去到很多地方，“身体没有抵达是生活的一个极大缺陷，所以我希望我能用自己的身体去领会山河，领会村庄和人民。与现在很多做攻略的旅行不同，当时我仅仅买了一张车票，整个行走的过程就是在摸索。尽管这次行走可能是一次单薄的经历，但我以后谈论中国，就略有底气了。” 《上河记》对他而言，不仅是一本记录黄河的书籍，更是他用身体力行去感知黄河的 “生命之书”。它证明了真正的了解中国，不仅仅局限于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亲身经历与感悟。

认识黄河的方法

      作家阿来也是一位“行走”的专家，但阿来承认他的行走与李敬泽很大不同，“我是先行走，再读书，读了书我才能理解我所走过的地方，但《上河记》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写就的。”中国人一直在想象黄河，追溯黄河，但阿来认为很多书写只是一种简单的人文关怀，我们的文化用于认识地理其实是缺少科学方法的，“李敬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黄河的方法，他敏锐地发现了黄河的种种细节，这背后是复杂的知识背景。地理后面是复杂的历史时间，历史后面是最本真的生活。”阿来认为，《上河记》不仅展现了黄河的博大精深，还以其独特的语言艺术，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个鲜活的场景，文字简练而深刻，风格随着地理与文化的变换而变化，展现了李敬泽作为“文人考古者”的深厚功底。

李敬泽回顾最初的“上河”是一次未竟的旅程，“我们到地方旅游，提前做一大堆攻略，认为自己无所不知，这其实都是别人让我们看到的，事实上我们失去了面对世界的羞涩，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保持谦虚，保持羞涩。”吕约补充，《上河记》之所以既厚重又灵动，就是创作者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他没有任何目的地游走在大地上，视角是非常纯净的。

在行走中反思

      评论家郜元宝则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提出《上河记》是“行走中的自我反思”。他认为：“李敬泽在当时及时地通过文字将自己的初衷记录了下来，他在书中把自我对象化，行走就是要走出自我，在广大的世界中看到‘我’之中的‘他’，这个‘他’我可能没那么了解，我们就要将这个‘他’丢弃或者再次接纳。如果在行走中没有产生对自我的反思，这样的行走就是可惜的。”他特别提到，书中相较于旧版新增的《自吕梁而下》一文，这篇文章与书中其他文章的时间跨度相差19年，更是展示了李敬泽个人成长的痕迹，他巧妙地将历史人物融入文中“对话”，却毫无突兀之感，体现了《上河记》的包容性和多元性。

 《上河记》以李敬泽的行走脚步为线索，不仅揭示了黄河的壮美与深沉，更是一次对自我、历史与文化的深度探索。吕约总结道：“《上河记》告诉我们，只有当心灵与外界纯粹地相遇，才能激发出自由而纯净的语言，这种语言富有生命力，引领我们不断发现新知，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与精深。”